贺今朝不禁止海运，甚至是支持的态度。
这样江南的木商们看到了发财的希望。
他们手里握着几千几十万根木头，光是阴干的就不计其数。
以前大家只能偷摸的造双桅大船，敢于闯荡东南二洋的多是不法之人，甚至就是亡命徒。
现在锤匪要主动造这种船只，要把海运走上正轨。
那有什么比攀上控制当地政权更顺遂的事情呢？
与其贿赂锤匪吏员，被贺今朝抓住把柄，行贿的比受贿所受到的责罚还要严重。
毕竟锤匪吏员也是内部人员，你一个外部人员想要来行贿，受到的责罚指定比内部要大。
尽管贺今朝先前整治了许多士绅，斩杀了百人往上的读书人，又打击了两淮贩卖私盐，私自占据盐田的徽商大佬。
如此种种的“恶行”，着实是让他们害怕。
但是这些胆子大的商人从危险当中嗅到了更大的商机。
那便是只要守贺今朝的规矩，他就能让你相安无事。
更何况富贵险中求！
锤匪不可能舍弃商人，所以嗅觉灵敏的商人，更是要主动往上凑。
现在不主动找机会进入锤匪这艘船，错失良机后，不定得多后悔呢！
贺今朝听完吉珪的话，出声道：
“我记得我们初战湖北的时候，左良玉逼着手底下的一帮工匠造船，结果他们把船给点了，主动接应我军到来。
现在要造船，就把这群善于造船的船匠雇佣过来，让他们组成专家，去这些木商存木处挑选适合造海船与内陆船的材料。
就两家供应商入围，少了。”
“我会差人多找几家，覆盖大中小三个阶层。”吉珪回应了一句。
“主公可选定造船之所？”
徐以显不怎么关心这些商人发财的心思，按照主公的意思，他得到的钱财花出去才叫钱财，留在手里那就是个铁疙瘩。
因为大明有钱人窖藏的习惯，导致市面上的银子流通较少。
随着各地爆发民乱，短时间内某地会大规模出现许多银子，导致银价下降。
但这都无所谓。
徐以显听商人说日本那里有许多银矿，到时候造了海船占据日本等地，银价兴许还会往下降。
现在主公的意思，就是花钱，把手中的钱财花出去，半更多有利于锤匪政权向前发展的事情。
“你有什么建议？”
“主公，就选在太仓吧。”徐以显指着地图道：
“我们在太仓造船，船只东流六十里，到达刘河镇刘家港，船只出入方便，且有前两朝的修建，对我们很是方便。”
刘家港兴起为港口，得力于元代大规模的海上漕运。
元代定鼎大都后，全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，京师粮食“无不仰给于江南”。
娄江即刘江的人海口，不浚自深，潮汐两汛，可容万斛之舟。
元至元十九年，管军总管朱清、张渲为漕运之需，“循娄江故道，导由刘家港人海”，对刘河作了疏浚。
朱张在主持海上漕运的同时，也大力发展以刘家港为出海口的海外贸易，走日本、琉球、朝鲜。
明廷因元之旧，仍行海运，刘家港仍是海上漕运的惟一港口。
自洪武五年至永乐元年，每年约有六七十万石粮米运到辽东。
这每年数十万石粮米远涉重洋，源源不断地输往辽东和北平地区，使兵粮无缺，对明朝肃清北元残余势力稳定北方局势，起了巨大的作用，同时也使太仓作为明初的海港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明政府在太仓城南码头建海运仓，当地人称为“南仓”，设有天地字号等仓廒91座，仓房919间，专门收储浙江杭、嘉、湖及直隶苏、松、常、镇等地交纳的税粮，多至数百万石，俗称“百万仓”。
至永乐初年，仍“贮米数百万石，浙江等处起运秋粮皆赴焉。故天下之仓，此为最盛”。
每年春夏二季，大小数百艘海船驶人港内，“万艘如云，毕集于海滨刘家港”。
按照郑和亲自立碑的说法，七次下西洋都是从刘家港出发的，每次统率官兵数万人，海船百余艘，自太仓开洋。
郑和使团在这里集中、编队、维修船只、训练水手、补充给养、迎送各国使者、举行盛大的祭祀海神天妃的活动，以及屯积物资做出洋准备和归舶后的调整善后，对刘家港的港区条件要求很高。
刘家港以其宽深的港湾，良好的码头设施，充足的库储以及精湛的船舶修造水平，为郑和船队的远洋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。
刘河自永乐年间夏原吉大修后，直到万历年间，由于不断修治，大体上保持着畅流通航的局面，发挥着宣泄太湖入江最重要水道的功能。
但万历以后，刘家港为潮沙壅积，刘河水量渐小，河面日益收缩。
其根源是刘河上流不畅。
河水东下，海潮西上，清流(河水)敌不住浊流(海潮)，潮水顶冲，潮泥逐年淤积，刘河沿岸豪强又竞相围田，以争尺寸之利，以至刘河衰退为涓滑细流。
天启四年(1624年)，应天巡抚周起元指出:“刘河一线，仅通吐纳，而吴淞与白茆二水则淤为平陆。”
到了崇祯执政，刘河人海口门突涨阴沙，到现在几乎没法用，想要用，得夺了当地豪强围田，还得继续花力气疏通。
听完徐以显的调查，贺今朝又开口道：“另外调拨广东船匠随船开到太仓来，叫杨文岳调人，双方交流一下造船经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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